如果社会科学界在1985—2005 年间抱怨大众对社会分析感到兴趣索然，那么至少从2008 年开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大众对于“宏大图景◆★”的兴趣有了复苏趋势。“我们到底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里生活的？”◆■■“人类社会应朝往何种方向发展？”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再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大众的这些讨论并不满足于对专门问题提出专业经验分析，也不满足于“小型叙事■◆◆■★◆”，而是越来越好奇，甚至渴望一种总体的社会分析。莱克维茨和罗萨近年来都以各自的经历切身体会到了这个现象。我们两人在社会理论方面的尝试都很令人惊讶地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并且这些认可不仅存在于学术圈之内，也存在于学术圈之外——比如媒体圈★★◆◆■■，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宗教、社会心理方面的组织，或是各大学的硕博士研究生◆★■★■■。此外◆■，不论是在社会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有很多读者对我们的理论非常感兴趣◆★■■★■，同时也有很多读者或公开、或私下对我们提出了批评。面对这些读者的求知欲或时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观察能力◆★◆★■■，如果学术界的人简单将之视为“外行”而嗤之以鼻，那就太过傲慢了◆■。

　　虽然社会学的社会理论有着如此优秀的条件◆■★，但当代这门学科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止步不前★■◆◆■。在长期由英语世界的社会学所支配的国际层面上■■★■◆，情况也是如此。在我们看来◆★，很明显，在美国和英国的各社会学机构■★，想推动社会理论发展的人越来越少，想从事现代理论或晚期现代理论研究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在20 世纪90 年代■■，英语世界还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提出了许多影响甚巨且引起广泛讨论的社会理论，并且全球知名。想想鲍曼（Zygmund Bauman）的《现代性与矛盾性》，哈维（David Harvey）的《后现代的状况》★■，拉什（Scott Lash）和厄里（John Urry）的《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现代性的后果》★◆，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那宏大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就知道了。社会学的社会理论研究为什么会没落呢？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来自社会科学强烈的经验导向的专门化趋势。充满竞争的科学体系，总是要求制订能量化考核的学术成果评价模式，要求争取顶尖期刊论文发表量与科研经费，这加剧了社会理论的没落。社会学急速分化成各种“××社会学★■”或“××研究★■★◆■■”◆■■■★。虽然社会学的分化一方面贡献了丰富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成果，但另一方面这却也显示出综合性的理论研究在制度化的社会学领域越来越难拥有一席之地◆◆◆。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很难抱着雄心壮志跨越“××社会学”的藩篱，运用理论提取各××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中的重要内容◆★◆■★，或是运用理论将这些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此外■◆★★，高校相应于“新公共管理”的、以经验研究为导向的学术薪资体系■◆，也让“撰写专著◆★■◆■”（这一直是呈现理论的最好形式）这件事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在这样一种以◆■◆★◆“标准化的经验研究”为本位的体系中，一整本书的“价值◆■■◆”，常常仅等同于（甚至还比不上）一篇刊发在顶尖期刊上的论文。卢曼（Niklas Luhmann）1968 年入职比勒费尔德大学时★★◆◆■，在其研究计划书上写着：★★★★“主题：社会理论；研究时间：30 年■◆；经费：0◆■■◆■”，这种做法在今天的学术领域中无疑是一件行不通的事。

　　这个想法并没有马上付诸实施。后来★◆◆★★，在社会学领域内外，我们之间一直有很多丰富精彩的讨论◆◆◆★■，追问社会学该怎么继续推动下去，社会学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理论，社会期待什么样的社会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最终决定把这本书写出来。当然，这也必须感谢苏尔坎普出版社编辑伊娃·吉尔莫（Eva Gilmer）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我们都觉得这本书很有意义，甚至必须出版，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共同动机★◆★，即我们最终都觉得，发展出强而有力的社会理论（包括现代性理论），是社会学的核心任务。这也是我们两人自2000 年以来的研究主旨。

　　大众之所以强烈渴望一种广泛的综合性的理论，第二个原因显然在于大众本身也出现了改变■■。有些人认为这是由过去几年信息数字化带来的信息爆炸与观点意见爆炸所造成的■★★■★◆。关于社会事务及其危机的信息■■★◆◆，在数字媒介世界中此起彼落地出现◆■◆◆★■，有时甚至超出了人们接收信息的能力范围◆◆★。许许多多★★■◆★、异质破碎的信息与观点意见——政治事件、社会统计■◆◆◆◆★、人情新闻、各种访谈、丑闻、个人评论——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互联网变成一种煽动情绪的媒介，让人们很容易因为信息而激动，因为信息而心情不好、愤怒■◆■、憎恨。或是相反，互联网为暴动提供了相应的信息、所需的“燃料◆◆◆◆■■”。然而★◆■，新的★★、零碎的信息◆★，以及令人喘不过气的情绪煽动，却让人们更迫切想对社会发展与历史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无数人都希望能借助于学术专业、经验信息、理论阐述来理解呈现在眼前的这堆信息碎片◆★◆◆。人们必须借助于一种一气呵成的整体分析与解释，才能理解所身处的社会★◆■★◆。如果知识圈如此被期待、盼望■■、要求，但社会学却不基于自身学科的可能性与能力提供相应的动力，那就不能怪其他的“供给者◆■★◆■★”乘虚而入了。

　　关于社会理论在当代社会学中处于困顿地位的第二个原因，我们可以在所谓的后现代科学批判的影响中找到。这种后现代科学批判从2000 年开始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这些科学批判的主流看法认为★◆：如果人们认识到★★■◆，科学的特质就是在进行诠释、选择■◆■◆，通过各种话语中生产出来的知识是异质且多元的，那么一套整体的理论、◆★“掌握整体”■■★■★，不就会是徒劳无功的吗？或甚至更糟：不就必然是片面扭曲的吗？人们怎么还能说有一种叫作“现代性”或■◆◆★■◆“后现代”的叙事呢■◆★？这种思维模式明显削弱和阻碍了理论研究。但只要细想，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服力★★■◆：每项科学研究最终都会是选择性的，不论是个案研究、统计相关分析◆★、社会理论，都是如此，这无关乎它处理的是★■“小”现象还是◆★◆★◆◆“大”现象。当然，科学自我反思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后现代科学批判的一个重要贡献。但若因此就劝阻人们从事全面性的理论研究，那就矫枉过正了★◆■。的确，任何一种探讨总体社会形态的理论构想，必然会引起不同阵营的强烈反对意见，每个理论家无可避免需要预先设想自己的“缺陷◆◆■”和★■◆★■“盲点”。有时候这也会吓退想进入理论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在英语世界的社会学中■★■■◆★，经验的、以自然科学模式为榜样的学科分化，后现代的碎片化◆■◆，高校的新公共管理，这些因素相互勾连在一起。而对理论来说，这意味着理论承受极大的压力★★◆◆，甚至有完全消失的危险。

　　著名社会理论家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和罗萨（Hartmut Rosa）共同给出了他们的社会诊断与药方★★。

　　虽然或正是因为今天的历史文化背景，让社会理论在“提问”这一端有着蓬勃的风气，但是或所以社会学必须在这样一种碎片化的趋势下再次变成一支突破困境之矛。英语世界的社会科学在国际层面上一直占据领导地位◆★，这也对整个欧洲大陆（包括德语世界）带来了各种阻碍。然而依然有两位德国的社会学家写出了各位读者眼前的这本书。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趋势上来看★◆◆★，社会理论在德国的风气比在美国或英国还要盛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纯粹从历史来看，德国的社会学和社会哲学（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工作的努力下）有较为紧密的结合◆◆■■，因此一直都不乏有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提出与社会相关的问题。此外★■■★★，德国也有着由韦伯（Max Weber）和齐美尔（Georg Simmel）提出的■★◆“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的传统■■◆★◆★，旨在探讨生活运作模式和历史转型，并且激励人们从文化科学的层面开启★◆◆■◆◆“整体”视角。后来★■◆，卢曼也发展出知名的系统理论式的现代理论■★◆◆。最后■★，德语世界的知识公共领域比英语世界更为蓬勃。不只在媒体上，而是在政治★◆◆★■◆、文化产业，甚至在经济领域，都备受重视，因此很多科学家——包括社会学家——都可以找到读者与听众◆★★。这也让系统性的（晚期）现代理论在这里★◆■◆★，比起国际上主流的情况◆★■，能稍微容易地发展起来。若不是如此，我们这种形式的著作八成是不会出现的。虽然各地情况不同■◆◆，但总的来说，社会理论在当代社会学中没有理所当然的一席之地，而是必须为自己而奋斗◆■。我们这本合写的著作正是面对这样的情境并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理论能做什么？”并且尝试解释，社会理论可以用何种方式、哪些概念工具来进行操作★■◆◆，以获得备受期待的成果。不令人意外的是◆★■★■，虽然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上有很多共通之处★◆■◆★，但我们在最后却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从我们之间不同的观点出发，以一种系统性的、能进行比较的★◆■★◆、启发式的方式，确立社会理论研究的可能性、难点、边界，我们两个人的文章会一步步展开我们的研究方式◆★：我们首先都会针对如何理解“理论◆★”“社会事物理论★★★★◆”（Sozialtheorie）和“社会体理论★◆■★★◆”（Gesellschaftstheorie）之间该如何区分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才接着发展出我们各自对于一般的现代性与特殊的当代晚期现代性的看法◆★★◆■，并在最后讨论一个问题，即◆■★◆★■“社会理论与其讨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应是一种批判关系”是什么意思。莱克维茨和罗萨的社会理论最后都提出了一套当代的危机诊断，我们两人都看到“晚期现代社会出现了危机”，并且都在尝试指出危机的形成、原因和后果。我们相信，这个任务，是社会理论在今天能够、且应该做的事，也是我们在这本书想做的事。

　　那社会学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存在着我们在前面提过的矛盾。人们期待社会学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社会学也非常重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旨在建立起一套呈现出★■◆“宏大图景■★★◆★★”的社会理论与磅礴的现代性理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建立之初就旨在对现代性★★■★，甚至是整个社会形式的结构特征与结构动力进行重构◆★◆■，并以此解释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变迁。社会学的学科计划，就是研究当代危机。社会学自身在理论方面和经验方面总是不断推陈出新，具有跨学科的特质。我们深信，社会学是一门系统性地探讨社会的科学，拥有丰富的经验工具、概念工具与理论工具。

　　如果从社会科学在德国国内，甚至是国际上的现况来看的话，这种对社会学的任务的看法完全不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很多学者都持相反看法★★■。近年来在知识圈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很引人注意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大众明确且急迫地盼望一种广泛探讨当代社会——亦即探讨总体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的理论，但另一方面◆★★◆，社会学虽然在国际上有越来越完备的体制◆◆■，但有意愿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人却越来越少，甚至没有这样的社会理论研究。换句话说◆★◆◆，国际社会学界对社会理论的“供”不应大众的■■■★◆★“求”。大众期待有一种理论，既能对当代社会，也能对人类社会从开始到未来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转型◆◆★■，提供广泛的分析与说明，而且这个期待在21 世纪头20 年明显日益强烈■◆■★。不只对于欧洲、北美等“西方”社会来说是这样，对于中国、印度、巴西或阿拉伯国家来说，也同样如此■◆★。这也许是很令人讶异的一件事。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1979 年出版的《后现代情境》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即现代性与现代化所仰赖的“宏大叙事★◆■★”已经■■★“终结了◆◆■★★”。在古典现代性中发展出来的宏大社会发展理论在后现代已经失去信用，人们对于问题所提出的更多是局限在特定地区、特定时间、特定事物的■◆★★“小型叙事”。利奥塔对历史哲学的遗产，以及对今天表面上看起来过于天真且片面的进步史观◆★◆，提出了诸多批判，他的批判也很有道理■■★。但他认为任何尝试提出广泛理论说明的尝试都是多余的，这就大错特错了■◆◆★★。今天的情况完全是相反的。

　　1997 年初在敏斯特地区一座修道院里，德国学术奖学金基金会举办了一次博士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我们是在那里初次结识的◆★★◆■★。那时罗萨的研究泰勒（Charles Taylor）思想的博士论文已经写到尾声★★，莱克维茨才刚开始他那关于文化理论的博士研究■★■■◆◆。那场研讨会上★◆■■◆，我们对“文化转向”，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意涵，进行了很热烈的讨论■★◆。那时候是20 世纪90 年代★◆，东德与西德之间（不只立在空间上，也立在人们心里）的那堵围墙刚倒塌★◆■，那场研讨会的话题是当时很典型的主题◆★★◆★★。那时会上的讨论，也开启了我们之间关于学科的、工作的★■■★◆★、个人的对线 年之后，我们两人都在大学取得了教席，著作撰写和研究计划也都在各自的方向上不断开展着◆◆◆■■。罗萨探讨了加速、共鸣、不受掌控，莱克维茨讨论了主体、创造性以及独异性■■★■◆★。我们的人生轨迹虽然有时看似分道扬镳，却又总是交会在一起。例如2016 年秋天在班堡的德国社会学年会◆★，罗萨在某个场次上介绍他刚出版的《共鸣》，莱克维茨正好是点评人。该场次研讨会结束后，我们第一次萌生一个想法■★■★：一起来合写一本书★◆■，把我们各自很不相同★★★◆■，但在许多方面对现代社会、对社会学能做什么且应该做什么等问题有理论亲近性的观点■◆★★■■，各自表述并进行对话★■★。

　　莱克维茨认为当下的人和物都面临极为激烈的竞争，不得不追求花样翻新的创新◆◆。独异性社会的成功人士的典型特征是“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精”。激烈竞争的后果是少数人赢者通吃，多数人苦苦挣扎。罗萨认为刚性的增长逻辑导致社会的不断加速，人们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体会到异化的痛苦。他们二人的理论成果正是对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内卷困境的解释与诊断，他们也希望通过社会理论的创新与实践◆■◆★★◆，能为当下的晚期现代社会找到出路★★。

　　蒸汽机的发明，揭开了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序幕，然而在全球化、数字化、后工业化的晚期现代社会狂飙突进的同时，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如影随形■◆★★，反全球化、民粹化甚嚣尘上，这迫使人们反思，我们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超越日常各样经验而呈现出有科学根据的整体理论与“宏大图景★◆”■★■◆■★，已是大众日益强烈期待的■◆■。之所以被如此强烈期待，有可想而知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无疑在于■★★■■，近十年来社会出现许多危机，迫使西方社会对自己进行批判反思。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让人们开始探讨后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构特质与社会后果◆■，例如追问这种结构特质是否会造成了严峻的社会不平等◆★■★、影响日常生活秩序◆■。人们也注意到气候变迁带来的具威胁性的后果◆★■■◆，因此开始提出生态问题，追问人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追问人类世造成了什么★★。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地球的地质状况本身是可以被人类行动改变的，而这在某些方面会造就非常深刻的本体论方面的不确定性。右翼民粹主义在国际上的崛起◆★■■★■，让人们广泛热烈讨论其结构成因，讨论现代化下谁获利、谁蒙受损失◆■★◆◆。这些情况普世皆然◆★★■■。20 世纪90 年代，众人相信■◆“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我们将进入后历史阶段■■■■，西方稳定的市场民主模式将被定于一尊。或是众人被许诺会有一场新的全球化、数字化或一个新的知识社会。然而近年来这种看待“进步”的观念，急速失去了地位。“西方模式◆★◆★★■”从地缘政治上来看也节节败退★★■。所有这些危机都跟新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息息相关。不论是■★◆★“金融交易和援助公民税务协会”（ATTAC）、★★“星期五护未来”（Fridays for Future）、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还是黑人人权运动或原住动，皆是如此◆◆■■◆■。然而由这些危机引发的自我反思◆■◆◆，都非常仰赖社会理论或其他宏大的社会发展模式（即便这种仰赖可能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如何面对与解释这些现象★★★■■◆？有哪些后果是可以预期的？能否设想出其他种可能性？有哪些可能性是可以期许的？

　　在扼要地呈现了我们两人的观点之后，接下来则由鲍尔（Martin Bauer）作为主持人（非常感谢鲍尔非常沉稳地接下了这个并不是很容易的任务）★■■■★★，让莱克维茨和罗萨进行深入的对谈。这场对谈是在2021 年3 月柏林的苏尔坎普出版社举行的。即便理论研究仰赖书写，但口头对话也永远是最好的媒介◆◆★，可以让两个人能实际上不只是你来我往地交谈■■■◆■，而是可以彼此进行建设性的争论。理论如果要有真正的辩论、要有引发共鸣的效果◆★■■，不能没有面对面的对话。唯有这种形式才能让理论免于抽象且僵固◆★◆★★◆，而是富有活力和生气◆★■★◆，多彩多姿、激发火花。

　　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应的畅销性科普书籍在国际上非常流行◆■■★。在历史科学方面，赫拉利（Yuval Harari）那长居销售排行榜前列的《人类简史》，呈现了人类从远古到当代的总体历史，并给出了政治性的结论■★。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也是必须提及的这类代表人物，他的《大历史》同时探讨了自然史和文化史★★■■。在经济学领域，近年来更是有一系列优秀且磅礴的著作，呈现了社会发展总体趋势，并且在国际上都极受欢迎。皮凯蒂（Thomas Piketty）关于经济、国家、财富分配的转型的著作★◆■★，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关于全球不平等的书■■★，祖博夫（Shoshana Zuboff）论数字化后果的大作★◆★■，皆属此类。另外还有许多有专业学理支撑的非虚构文学◆■◆，例如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愤怒年代》解释了全球的怨恨文化◆★★，格佩尔（Maja Göpel）的《重新思考我们的世界》反思了气候变迁的政治后果。这些著作都发展出一些综合性的论述，且引起广泛的讨论。